2025-03-27 編輯部
台灣作為一個多元且開放的民主社會，長期以來在兩岸關係的複雜背景下，面臨著國家安全與個人自由之間的微妙平衡。近年來，兩起引人注目的案例——網紅「亞亞在台灣」（劉振亞）與北一女中教師區桂芝——因其言行涉及兩岸敏感議題，引發了社會對「匪諜」與「協力者」潛在威脅的廣泛討論。這兩人雖身份背景不同，但其行為模式與爭議核心卻有相似之處，值得深入探討，以反思台灣在面對外部滲透與內部認同分歧時的挑戰。
亞亞在台灣：從網紅到被驅逐的「武統推手」
劉振亞，網名「亞亞」，是一位來自中國湖南的台灣陸配網紅。她憑藉婚姻關係取得台灣永久居留權，並以「亞亞在台灣」為名在YouTube與抖音等平台經營頻道，分享在台生活。然而，2025年初，台灣網紅八炯檢舉其頻道內容涉嫌宣揚「武統」言論，指控她公開支持中國對台動武，並以此影響台灣輿論。經內政部移民署調查，確認她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最終被廢止居留許可、勒令離境，並限制五年內不得再申請入台。這是台灣首例針對陸配網紅的類似裁處。
亞亞的案例凸顯了「協力者」的潛在風險。她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匪諜」——即受中國政府直接指派蒐集情報的間諜——但其言論與中國官方立場高度一致，且利用台灣的言論自由環境，透過社群媒體擴散統戰訊息。她的身份更具迷惑性：作為陸配，她融入台灣社會，卻同時擔任「黑龍江省龍台文化交流顧問」等職務，顯示與中國官方的某種聯繫。這種「軟性滲透」比傳統間諜活動更難防範，因為它披著個人表達的外衣，卻可能在無形中削弱台灣的社會凝聚力。
區桂芝：教師身份下的爭議言行
相較於亞亞，區桂芝的案例更具本土性，但同樣引發了對「協力者」的質疑。區桂芝是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的國文教師，2025年3月，她以教師職稱接受中國央視採訪，批評總統賴清德將中國定位為「境外敵對勢力」，稱此舉讓她「不知如何面對中國的親人」。此言一出，隨即遭到民眾檢舉，指其利用公職身份為中國宣傳服務，損害台灣國家利益。
區桂芝並非首次因親中言論引發爭議。她長期反對108課綱，認為其「去中國化」背離傳統文化，並多次在社交媒體與中國官媒（如新華社）表達類似立場。這些行為讓人質疑：作為公立學校教師，她是否在教學中潛移默化地傳遞特定意識形態？雖然沒有證據顯示她直接從事間諜活動，但其言行與中國統戰論述的契合，讓部分民眾將她視為「協力者」——即有意或無意間協助外部勢力影響台灣社會的個體。
匪諜與協力者的界線與挑戰
亞亞與區桂芝的案例，反映了「匪諜」與「協力者」在當代台灣的模糊界線。傳統「匪諜」指的是戒嚴時期明確受中共指派、從事情報蒐集或破壞活動的間諜，依法可依《國家安全法》或《懲治叛亂條例》嚴懲。然而，隨著時代變遷，中國對台策略轉向「統戰」與「認知作戰」，「協力者」的角色逐漸浮現。這類人未必直接受雇於中國政府，而是出於個人認同、利益或意識形態，配合其宣傳或政策，間接削弱台灣的防線。
亞亞作為外來者，利用網路平台傳播武統言論，屬於較明顯的外部滲透案例；區桂芝則是本土人士，憑藉教師身份與中國官媒互動，影響力更具隱蔽性。兩者皆未被證實為「匪諜」，但其行為足以引發國家安全的疑慮。台灣政府對亞亞採取驅逐措施，對區桂芝則尚未有明確處分，顯示出處理這類問題時的難題：如何在保障言論自由與維護國家安全間找到平衡？
台灣的反思與應對
從亞亞和區桂芝的案例看來，台灣社會潛藏的「匪諜」與「協力者」問題，不僅是法律層面的挑戰，更是認同與信任的危機。亞亞的陸配身份與區桂芝的教師角色，均屬社會敏感位置，若其言行與外部敵對勢力過於靠近，易引發民眾對相關群體的疑慮，甚至加劇內部撕裂。
為因應此類威脅，台灣或許需要多管齊下。首先，強化法律規範，明確界定「協力者」的行為標準，避免過度擴張解釋侵害自由。其次，提升全民國安意識，特別是對社群媒體與教育場域的監察，讓民眾能辨識潛在的認知作戰。最後，政府應完善對陸配與公職人員的背景審查與管理機制，防範外部勢力利用身份漏洞滲透。
亞亞與區桂芝的故事，是台灣在兩岸博弈下的一個縮影。她們是否為「匪諜」或「協力者」，或許難有定論，但其爭議提醒我們：當外部威脅轉為軟性滲透，台灣的防線不再只是軍事與情報，而是深入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唯有正視這些潛藏的挑戰，才能在自由與安全之間找到立足點，守護台灣的民主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