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07 自由亞洲電台
有媒體採訪《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的作者、台灣政論家范疇，提出這樣的問題：“新書名字指名「與習近平聊聊台灣與中國」，當台灣社會力量抬頭，素人政治上台之際，大陸網民愛國主義情緒昂揚，同習近平聊天有作用嗎？”
范疇的回答是：“這本書的宗旨不是請願，也不是為台灣找出路，而是真心的從中國的現實處境出發，為未來百年的中國想出路，順帶的，也為習先生本人還有中共設想一個歷史定位。書中所提出的「中國應該找美國簽署《台灣永久中性化協議》」，是個雙贏的作法。形勢比人強，從國際局勢還有中國國內局勢來看，可能這是唯一可以將亞洲區域由「沖突公式」轉化為「和平公式」的四兩撥千斤的辦法。”
對於范疇關於兩岸關係的這一願景，我樂觀其成。但我更相信中共不可能這樣做，正如台灣評論人陳建瑜所說，“這本書更突顯台灣社會對兩岸事務「一廂情願」的心態”。范疇討論台灣島內問題的時候精準深刻，但在討論中國問題和國際問題的時候卻顯得痴人說夢。他刻意忽略或迴避了兩個重要的前提條件：第一，他反複聲明台灣並不反共，台灣只求自己不被共產黨統治，希望以此換取習近平的安心。然而，自由跟暴政永遠不可能和平共處，台灣要捍衛自己的自由就必須反共。對統治中國的是邪惡的共產黨政權這一事實，採取掩耳盜鈴的做法，不可能換來台灣的安全。換言之，若要成立范疇心目中的“華人獨聯體”，先要在中國實現“去中共化”。
其次，范疇在書中將台灣看作是不幸地處於美中兩大帝國之間的“棋子”。這種看法有一個致命的錯誤：美中兩大帝國的制度及對台灣的立場完全不一樣。美國是民主國家，美國從來沒有用武力侵佔台灣的想法；中國是獨裁國家，中國一直在使用赤裸裸的武力威脅台灣。簡言之，美國是好帝國，中國是壞帝國，不可同日而語。台灣知識界左派勢力強大，反美（包括反日）心態強烈，很多人甚至認為美國跟中國一樣壞。我在台灣的幾所大學演講時，為美國說了幾句好話，立即有學生站起來激憤昂揚地反駁。然而，以台灣目前所處的國際形勢而言，台灣不可能同時與中國和美國為敵。在合縱連橫、詭譎多變的“新冷戰時代”，台灣必須聯合美日才能對抗中國。
范疇說，他的新書不是請願，但他想跟習近平聊天的願望不可能真正實現。即便他有跟習近平對話的機會，也是雞同鴨講、對牛彈琴。為什麼呢？其實，在范疇給習近平的那封公開信中，他對習近平的本質認識得相當清楚：「不諱言的說，眼下中共給予世人的印象，具有四個面向：威權主義＋軍事國族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全民思想控制。或許這四個面向，都有他們各自不得不的現實理由，然而加疊起來，他們構成了一個意象，那就是『法西斯主義』。點出這點，犯了您的大忌。」既然習近平是“正在成形中的法西斯”，他還會耐心、謙卑地聽取來自彼岸的不同意見嗎？希特勒和毛澤東從來沒有納諫如流的雅量，習近平也是如此。
針對《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一書中作者向習近平提出的若干建議，我擇其要者提出三點商榷意見。
習近平有推動“新台灣學”的胸襟和氣魄嗎？
范疇在本書中建議說，中國需要嶄新的“台灣學”論述。他警告說：“中國在世界上財大氣粗，所以並不急於尋找一套嶄新的台灣論述。但是，中國錯了！不出十年，中國將因為缺少一套嶄新的台灣論述而動彈不得，習近平先生的百年功業也會因此功虧一簣。”
對於中國為什麼無法形成一套嶄新的“台灣論述”，范疇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體制的僵化思考作祟；領導人被國內政爭綁架而無法創新；以及可能是最重要的——整體中國上層和菁英界，無能擺脫歷史經驗的牽絆，因而無能用地球的高度來定位中國未來一百年的世界角色，連帶的，「台灣論述」也賠了進去。
我同意范疇找到的病根，但我不認為習近平有對症下藥的醫術和智慧，因為習近平本人也是病入膏肓的病人。幫助習近平“打老虎”的“廠公”王岐山，在跟美國政治學家福山的一次談話中情不自禁地嘆息說：“難啊，自己監督自己啊。我自己也在考慮這個問題。醫學上有自己給自己開刀的唯一例子，可以在網上查到，俄國的西伯利亞的一位外科醫生給自己割過闌尾。這是唯一的病例，說明自我更新、自我淨化很難。”所以，習近平不可能組建一個人人可以自由思想的智庫，為之形成一套“新台灣學”。在台灣問題以及其他國內國際問題上，習近平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比如，習近平提前撤換掉未能掌握台灣情勢變化的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但換上的新人未必就比張志軍更能掌握台灣社會的脈動。
習近平以強硬姿態為個人風格之標榜，對黨內各派系強硬，對民間社會強硬，對西藏、新疆、香港和台灣強硬，對美國、日本和西方世界強硬，對東南亞各鄰國強硬，他似乎害怕自己稍微一示弱，就會墮入深淵。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環球時報》發表的反台獨社評，顯然是揣摩習近平的心思而作：“過去大陸一直努力避免有干預台灣內部政治之嫌，今後大陸需改變策略，公開打擊與一個中國原則對抗的政黨及個人。我們要最終做到，抓幾個觸犯了《反分裂國家法》的‘台獨’死硬分子來大陸蹲監獄。”只差沒有用王朔的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誰”來收尾了。
毛澤東時代的“輸出革命”，到了習近平時代轉化成“帝國擴張”，台灣首當其沖，難以置身事外。台灣研究中國天朝主義系譜學批判的學者曾昭明在《帝國是如何失敗的？──習近平與「中華型帝國過度擴張」》一文中指出：“在晚發展大國的歷史脈絡中，不具社會包容性的「搾取性發展」策略，加上壓制人民自由的「威權民粹主義」政治，實際上正構成了支持「帝國過度擴張」傾向的溫床。以中國的桉例而言，在中南海宣示一帶一路與亞投行計劃後，中國媒體與網路上絡繹不絕的「持劍經商」的帝國民粹主義話語，正見證了一種「帝國性的軍事產業複合體」思維的發端與主流化。”擴張總是可以使得統治者像服用了春藥般高亢歡快，習近平看不到德意志帝國和大日本帝國過度擴張終至人仰馬翻的前車之鑑。
與范疇寄希望於習近平一人穩當掌舵不同，曾昭明更寄希望於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精神覺醒：“真正能約束中南海的「中華型帝國過度擴張」的力量，還要等到中國知識份子群體「回到民間」的那一天，等到他們明確提出「告別帝國」籲求的那一天，才有可能出現。”其實，劉曉波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對天朝主義和大一統傳統提出尖銳批判，我在二零一六年編輯出版了劉曉波關於此一主題的文集《統一就是奴役》。對抗“擼起袖子來蠻干”的習近平，需要普及劉曉波先知般的洞見。
習近平害怕中國人的“民國鄉愁”嗎？
范疇在本書中還提出一個與很多中國國內民眾及流亡海外的民主派人士不謀而合的看法：中共害怕中國人的“民國熱”，“民國”是可以顛覆中共統治合法性的最大的精神資源。范疇認為，台灣如果要改國號，“台灣民國”會比“台灣共和國”要有利得多。這種看法放在目前台灣廣義的獨派的論述網絡中，就是“華獨”優於“台獨”。
范疇進一步論述了中共當局害怕民國熱的原因：“中共最害怕的不是‘台灣共和國’，而是在‘民國’概念下的‘中華民國在台灣’。中共心底最深層的恐懼之一，是存在中國大陸社會菁英內心的民國情懷，也就是那種‘當年如果民國繼續，中國今天不知道會怎樣’的世紀大謎。近幾年，甚至出現了一個專有名詞來形容這種現象，叫做‘民國鄉愁’。”為了對付這種“民國鄉愁”，“習近平及他的理論班子，正在展開一場‘歷史乾坤大挪移’，企圖將紅二代專政的合理性從一九四九年推翻國民黨，往前延伸至一九二一年的中共建黨，如此一筆勾銷民國時期的歷史、人物、建樹”。
在錯亂的時空中陷入絕望的前夕，很多中國民眾胡亂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他們將美好的願望投射到今天在台灣日漸衰亡的中國國民黨身上。對大部分台灣人而言，這簡直就是一齣黑色幽默的荒誕劇。范疇當然不願意成為其中的一員，他反複強調“民國記憶不等於國民黨記憶”，自己無意為國民黨立牌坊、更無意為蔣介石這個“大軍閥”樹碑立傳。然而，他跟大部分“民國粉”一樣，對一九二七年前後的“兩個民國”並未作出區分：一九二七年之前的北京政府是真共和，一九二七年之後的南京政府是黨國。
范疇的中共害怕“華獨”而不怕“台獨”的判斷，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中共怕的就是台獨、疆獨、藏獨、港獨這些目標明確、版圖具體的獨立運動，而不怕早已不存在的“中華民國”僵屍復活。中國最近十多年來出現的“民國熱”，當然有民眾對現實不滿的因素，但它更是一種共產黨默許乃至縱容的麻醉劑。民眾在家中懷舊（其實懷舊者大部分並沒有在民國生活過，所懷念的是紙上的和影視中的民國）總比上街抗議好一百倍吧？中宣部對圖書、報章、影視、網絡等嚴密控制，偏偏在民國議題上松一個小口子，關於民國的文章、書籍、影視作品層出不窮，甚至連正面評價蔣介石的傳記都能公開出版，共產黨哪裡害怕早已化為一股輕煙的中華民國？在南京原中華民國總統府門口有一塊石碑，上面早已鐫刻著中華民國的生卒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
習近平打出被奉為中華民國“國父”的孫文牌來反台獨的舉動，更表明習近平不怕“華獨”而怕“台獨”。中共於人民大會堂舉辦盛大的「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五十週年大會」。習近平不只大力稱讚孫文「堅定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及「反對一切分裂國家、分裂民族的言論行為」，也警告「絕不允許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恫嚇台灣的意味濃厚。有趣的是，中國國民黨在同日發表聲明，強調中國國民黨才是「孫中山先生建國理想最正統的繼承者」，並重申這是「客觀的歷史事實，不容爭辯」。同時也歡迎「共產黨、民進黨或任何黨派一齊來尊奉孫中山先生」。而民進黨則有立委嘲諷說：「一九二五年孫文曾聲明，『在台灣的中國同胞，被日本壓迫，我們必須鼓吹台灣獨立，和高麗的獨立運動互相聯合』，想必孫文也是支持台灣獨立自主的」。
習近平執政二十年是中國變革的前提嗎？
范疇在此書中的最大錯誤不是以上兩項，而是建議習近平連續執政二十年，如此才能完成真正的改革。
范疇認為，中國的根本性問題，在於當前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無法永續。眼下全中國最擔心這個問題的人，非習近平莫屬。范疇假定，習近平絕非無心處理此一問題，只是苦於目前中國必須面對的諸多內外問題，未必有足夠力量做大刀闊斧的改革。假設習近平真心想要改革共產黨、真心為中國未來一百年設想，則需要比現在任期更長的時間。
近代史上任何做徹底變革的國家，至少都需十五到二十年以上的時間，「現代土耳其之父」凱莫爾花了十五年才對土國的「政教分離」打下地基；德國首相俾斯麥在位二十年才縫合了德意志帝國，並安排了奧地利的自立；新加坡則花了五十年才做到「一黨主政、他黨制衡」。何況以中國幅員之鉅，遠非習近平所剩的數年任期可盡全功。
那麼，習近平該怎麼辦？范疇的建議是，惟有在頂層設計上做若干修正，使國家最高領導人設為當然國安會主席、軍委主席，而讓黨總書記退為類似最高經營機關即可。最重要的，是推動間接民主制度「選出」國家最高領導人，如此一來，習近平有機會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第一位經由選舉程序賦予統治正當性的最高領導人，其歷史意義將遠超前人。
然而，在我看來，范疇的這個建議會被習近平笑掉大牙。范疇實在是太不熟悉“中國的國情”了。毛時代之後，鄧小平雖然自稱政治局惟一的“婆婆”，但在重大事務上仍然受到陳雲等地位與之基本相當的元老的牽制。胡耀邦、趙紫陽先後遭到罷黜之後，重新選擇的接班人江澤民，就是來自陳雲的提議，鄧小平只是被動接受。到了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因缺少毛澤東、鄧小平那樣樹大根深的領袖，“一號人物”主要發揮協調、折中之功能。而習近平上台僅三年多時間，就已借助反腐運動，清洗敵對派別，成功顛覆了毛以後中共高層內部達成的“寡頭集體領導制度”。可見，運行二十多年的黨內不成文的“共識”或“規矩”，是何其脆弱不堪。習近平完成了個人強勢地位之塑造，儼然成為無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實的獨裁者。習近平要延長其任期，並不需要訴諸於選舉並獲得某種合法性，他只需要掌控軍權，然後強迫全黨上下接受既成事實。
范疇在民主國家生活久了，將民意當作統治者統治合法性的標尺。這沒錯。但若分析非民主國家的政治，就需要用另一套方法。在獨裁者心中，民意從來如流水。當年，蘇聯共產黨的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改制，成功當選第一任總統，卻未能阻止政變發生、權力喪失乃至蘇聯解體。而范疇上文中提及的那些政治強人，跟習近平不具可比性，其成敗也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凱莫爾打造的世俗化、現代化的土耳其，在近百年後卻又被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推翻，他的國父地位未來有可能不保；俾斯麥更是在晚年遭威廉二世罷黜，眼睜睜地看著窮兵黷武的德國邁向萬劫不復的一戰戰場；而新加坡與其說是一個國家，不如說是一座城市，更不可能成為中國的學習榜樣，李光耀的家族統治，跟北韓的金家王朝本質類似，沒有兒子的習近平難道也要學習他們，並且傳位給女兒嗎？
習近平若真有政治改革之心，從現在就可以開始了。不需要他做多少善事，只要少作惡就足矣——比如，解除網絡封鎖、不再抓捕律師和踐踏法治原則、讓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公平競爭等等，人民就幸福且快樂了。在我看來，擁有二十年的任期並不是習近平改革的前提條件，他要是真能拿出改革方桉並著手實施，他的政治生命就能自動延長——就如同在大蕭條之後走馬上任的羅斯福總統，因政績卓著而連任四屆總統，直到病逝。然後引發美國國會通過法律，規定總統只能連任兩屆共八年。
范疇對習近平仍然抱有幻想，而我從一開始就對習近平不抱任何幻想。這大概就是我與范疇之間最根本的差異。
(文章僅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