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瘟疫襲來的2020年，四月間，鄭義告知，王康病危。我打通王康的手機，聽到他嗓音沙啞地說：“破空啊，我的情況很不妙……”才說上幾句，已經被他劇烈的咳嗽聲和喘息聲中斷。我心情沉重。這是大瘟疫時期，有禁足令，困於紐約的我，既不能外出，更不能前往探望。只能把自己要對他說的話，寫成手機短訊，托北明轉發給他：
“老康，我是破空。聞兄近況，不勝憂心感慨。遙想當年初識，即為兄之博學和深思而打動。記得那是1987年夏天，山城重慶，你的學生、我的女友成為你我結識的橋樑。彼時兄年僅三十八，風華正茂，而老成持重，深思熟慮，出口成章，而心地之善良和純良，更是溢於言表、見諸行止。愚弟引為至交，有志一同。其後能在廣州聚議大事，彙集八方高朋，風雲際會，與兄之情誼更上一層樓。猶記得在中大我簡陋的宿舍，你高聲朗誦的列寧式側影，激蕩心志，刻骨銘心。另一位重慶才女陳衛的加盟，讓我們的盛會熠熠生輝。之後，各奔東西，角色變換，你竟又成為我和前女友藕斷絲連的信使。如今，你我都流亡在太平洋彼岸，往事歷歷而故土遙遙。在這個前所未有的大瘟疫時代，忽聞大提琴的旋律低回，王康兄生命飄忽，如燈影灼灼！愚弟心有戚戚而黯然神傷。‘在常春藤纏繞的教堂裡，多少往事又湧上心懷！’心潮，祈盼奇跡顯現，化腐朽為神奇。當此之際，願兄知悉：愚弟之心與兄同在，生命有涯而精神無涯。友誼地久天長，知交永世難忘！ 為王康兄祈禱！ 破空再拜 2020年4月25日 於 紐約”
眷戀生命的王康，又與死神頑強搏鬥了一個多月，竟於2020年5月27日淩晨仙逝。大提琴的旋律戛然而止，一代民間思想家就此長別。
山城重慶初相識
海外流亡者中，我是最早結識王康者。那是三十三年前，1987年夏天。我剛剛從上海同濟大學研究生畢業，分配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這年暑假，我初次登門女朋友在重慶的父母家。女朋友正在同濟大學就讀本科。還在旅途上，她就告訴我，她高中時的班主任很有思想，也很風趣。她舉了個例子：班主任孩子出世，他這樣公告全班同學：“最近，家裡發生了人事變化……”又說：“因為來得太遲，所以取名大遲。”這個班主任叫王康，彼時，在重慶八中教高中語文。
女朋友還說此人長相酷似蘇聯創始人列寧，且酷好俄羅斯文學與歷史。我愈發好奇，有意拜訪那個長得像列寧的人。重慶號稱火爐，於是，選了一個不算太熱的上午，女朋友帶我前往參觀她的母校 – 頗負盛名的重慶八中。參觀完校區後，在一處教師宿舍，我與王康初次相逢。果然像列寧，頭部，尤其側影。只不過，蘇聯的列寧是小個，這個中國版的列寧卻是大個。時當壯年的王康，顯然比原版列寧更高、更壯碩。
沒想到我們很談得來。盡談國家大事、世界大勢和中外歷史，彼此都充滿對民主的渴望，盡都批判中國的專制政治。見面的第一天，我就意識到，王康最感興趣、也是他最熟悉的兩段歷史，一是蘇俄史；二是民國史，尤其抗戰史。這是他的特長，也成了他的局限（後敘）。
當年，王康三十八歲，我二十四歲。他雖長我十四歲，卻沒有感覺到年齡的差距。大概因為，他心態充滿朝氣，而我則是少年老成。半天的長談，分別時，很有些不舍。從此建立了聯絡。
南國聚義有王康
隨後，我到廣州，開始在中山大學執教。不久，王康到廣州一遊。王康就落腳在我簡陋的青年教師宿舍，每每徹夜長談。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在廣州傳播民主思想，經常有志同道合的學生來宿舍聚談。於是，王康也跟他們談得熱烈，儼然我們圈子中的一份子。
王康是重慶人，前來聚會的學生中，有一位才貌出眾的女學生陳衛，恰巧也是重慶人。於是，也與王康熟悉起來。在一年多之後的八九學潮中，陳衛成長為廣州頭號學生領袖。猶記得，我剛在廣州《作品》雜誌發表了第一篇中篇小說《男大學生宿舍》，王康禁不住叫好，並在燈下高聲朗誦，陳衛和其他人則屏息靜聽。那情景，頗讓我感動。有時候，則是由陳衛朗誦《世界經濟導報》的新穎文章，大家聽完後熱烈討論。
王康再一次來到廣州，是1989年1月，我和陳衛等一批學生已經開始籌畫為紀念五十運動70周年、法國大革命200周年而將發起的學潮。我和陳衛等人組建了中大第一個校園沙龍，稱為“每週民主沙龍”，人氣日漸火爆。王康到來，就經常加入我們的活動。他老成持重、思想深刻、學養豐富、神態儒雅，與學生們交流，給他們莫大的鼓舞。我和陳衛發起廣州八九民運，準備工作比外省市都早。從重慶遠道而來的王康，參與了廣州八九民運的早期活動。
同是天涯淪落人
八九民運慘遭鎮壓後，我和陳衛都成為當局的通緝人物，先後入獄。王康則逃過一劫。在我三年牢獄後，王康攜兩位老友到廣州與我重逢。又是徹夜長談，為時局傷感，甚至有些心意沉沉，彼此都少了些當初的激情。
後來一次，是在北京重逢。那是1996年，我去國前夕。王康在北京開設了文化公司。但顯然，他並不擅長經商，生意不佳，甚至入不敷出。聽說他後來在重慶，同樣是開文化公司，號為“陪都文化公司”，終究也是虧本。
但可見王康理想主義之執著，始終抱定文化二字不放。掙扎于文化與商業之間，掙扎於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王康在事業上無法做到圓滿。後來得知，王康善於結交朋友，收入所得，更多的，來自朋友的捐助。生活中的王康，是一個待人誠懇、心底善良之人。學生對他有好感，朋友對他很看重。此乃不幸中之萬幸。
2008年，王康首次來美國，曾到紐約參訪，但因日程錯位，惜乎未能重逢。2013年，王康再次來到美國，終於重逢。這一回，一度捲入薄熙來案的王康，決意留在美國。於是，他加入流亡者的行列，與我等“同是天涯淪落人”。最有意義的重逢，是2013年夏天，當年的廣州學生領袖陳衛和于世文夫婦來美國旅行。王康從華盛頓趕來紐約，與我們相聚。故友重逢，共憶當年羊城風雲歲月。都已不再年輕，但理想和情誼卻一如當年。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晚年才流亡美國的王康，自我定義為“民間思想家”，大概有意與官方學者形成對照。一輩子在野，可比三國後期的竹林七賢，比如那位具大才而落魄，雖落魄卻不喪志的的嵇康。
筆力千鈞，大才與局限
縱觀王康的文化積養和歷史底蘊，有兩大長項：蘇俄史與中華民國抗戰史。從結識的最初開始，我就注意到，他幾乎到了言必引蘇俄、言必談民國的程度。當他最後來到美國，與我同上美國之音做節目，仍然鍾情於這兩大領域，談任何話題都可以連綴上去。應該說，那是他最熟悉、或者說是他最上癮的兩大領域。
直觀地說，這與他成長的年代、環境和吸收的知識面相關。王康生長于山城重慶。抗戰時，重慶是國民政府的戰時首都，史稱陪都。作為重慶人，王康對此有著一種天然的自豪感。他所創建的文化公司，以陪都為名。他研究的領域，由抗戰史而入民國史，欲罷不能。至於蘇聯，因紅色中國建立早期，處處以蘇聯為師，蘇聯的文學、電影、音樂、書籍紛至遝來，如空氣中的微塵，八面飛揚，無處不在，深深影響著與紅色中國同齡的王康一代。
當然，他能很快走出中共官方的話語境界，考究真正的蘇俄史和抗戰史。因為對蘇聯感興趣，延申到之前的沙俄時代。相對於中國體制內的紅色學者，王康的視野更寬闊。王康酷好文學，而早已在民國時期，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名著就已被大量翻譯並廣傳中國。沙皇時代的文學巨匠，如普希金、托爾斯泰、果戈裡、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文壇泰斗，如漫天星辰，令人炫目。閱讀上癮的王康，心神嚮往。
俗雲：有其長必有其短。王康對民國史和蘇俄史的沉醉，也不免帶給他局限。批評蘇聯的同時，似乎對蘇聯也有著某種留戀；批判史達林，卻吝於批判列寧，甚至曾認為，列寧與史達林不同，是史達林背叛了列寧。殊不知，史達林對列寧有所背叛，但更多的卻是繼承。史達林的大清洗，就是對列寧契卡式暴力恐怖的繼承，嗜血成性的肉體滅絕，不僅繼承，而且發揚光大。而一個微妙的個人因素卻是：既然人們都說王康長得像列寧，這似乎也成為他庇護列寧的某種潛意識。
由王康總策劃的巨型長卷史詩國畫《浩氣長流》，應是對中共扭曲抗戰史的無聲駁斥。正本清源，意義重大，功不可沒。只是，王康注目民國史，偏重于抗戰史，對之前北洋時期的國民政府，真正的民主與共和時代，卻有所輕忽。而因過於偏愛民國史、尤其抗戰史，對臺灣歷史與現實的認知則難免有失偏頗。比如，王康對臺灣統派的看重，甚至，一度對親共人物連戰的看重，曾為連戰的一個題字或合影而喜形於色。言談之間，顯露王康對臺灣政治的生疏、與臺灣現實的距離。
須知，臺灣的歷史，並非從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才開始，也並非從1945年美國要求中華民國託管臺灣才開始。臺灣的近代史至少有四百年。僅僅從中華民國的歷史看臺灣，不僅局限，而且過時，無法感受臺灣民主的荊棘之路，也無法感知今日臺灣的主流民意。
王康是寫作《劉賓雁傳》的最早作者，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大致看過書稿。我透視王康的態度，對劉賓雁，與其說是崇拜，毋寧說是好奇。畢竟，那時，在風氣重開的八十年代，劉賓雁是一個敢言而真誠的代表性人物，敢為天下先。王康慕名拜訪他，無以為禮，遂提出要為劉賓雁立傳。而寫作，之于王康，並非難事。
王康有大才，詩書畫盡通。最擅長者，莫過於文章，只要落筆，則文思泉湧，筆力千鈞。白話文、文言文、詩文，信手拈來，運用自如。足顯他閱讀的廣泛、思索的深沉、靈感的跳躍，知識的厚積薄發。
正如劉賓雁有他的局限性，王康也自有他的局限性。力推民主與人權的劉賓雁，臨終，仍念念不忘馬克思主義，認為中共搞的是假馬克思主義，他自己信奉的，才是真馬克思主義。酷愛民國史和抗戰史的王康，難免困於大一統的舊思維，以為是愛國的當然邏輯。
當然，對王康晚年最後幾年的思想發展，我並不瞭解。隔著距離看王康，或有挂一漏萬，或有遺珠之憾。我的評述，也僅供大家參考。
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在勇敢與怯懦之間，在真實與虛幻之間，在榮譽與虛榮之間，自我定位民間思想家的王康，或許，終其一生，未必尋到他篤定的心站。聽鄭義轉述，直到生命的最後日子，王康才真正找到他的精神歸宿：接受耶穌基督的引領，皈依上帝。心願已了，在廣袤的北美自由大地，在窗外星條旗的飄揚下，王康恬然入夢，安然長眠。
（2020年5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