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31 法廣
美國當選總統拜登提名的下任國家安全顧問人選蘇利文(Jake Sullivan)12月30日向媒體表示，“在拜登總統的領導下，我們將以一個簡單的標準來衡量我們的外交政策。它是否會使勞動人民的生活變得更好、更安全、更容易？美國將在中產階級外交政策的推動下，再次與世界接觸。”廣告
蘇利文周二在接受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專訪時稱，“我們已經到了一個地步，即外交政策就是國內政策，國內政策就是外交政策。”他稱，“而我們在國外所做的工作從根本上來說必須與讓勞動人民的生活變得更好、更安全、更公平聯繫起來。”報導指，拜登在總統初選期間經常談到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間的這種密切聯繫，經常使用與蘇利文近乎相同的語言。而在民主黨總統參選人中，拜登的主張並不孤單。呼籲將國內政策與世界上發生的事情更緊密地聯繫起來，已經越來越成為該黨外交政策辯論的核心主題。
報導指，蘇利文在拜登團隊的這一政策調整中發揮了主導作用。他曾是奧巴馬政府中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的高級幕僚，後來擔任時任副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是希拉里2016年競選活動的高級政策顧問，因此對她出人意料地輸給一個以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為綱領的候選人有前車之鑒。從那時起，蘇利文就多次撰文並發表講話，認為有必要將美國的中產階級置於外交政策辯論和決策的中心。
衡量對“普通美國人”的影響
蘇利文坦言，正如他所說，奧巴馬政府在將外交舉措與國內關切聯繫起來方面做得不夠，尤其是在經濟政策方面。記者問，“這種缺乏對美國中產階級的關注是否為特朗普的民族主義打開了大門？”蘇利文回答說，“產生特朗普的原因是一個廣泛的綜合因素，所以我不會指出任何一件事”。他說，“但我想說的是–我相信，我們沒有在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中提升和集中對中產階級的關注，這意味着我們沒有像我們應該的那樣為美國人民提供服務，我們可以從中吸取教訓，然後我們可以在未來做得更好。”
展望未來，蘇利文認為這個重點以及恢復與全球盟友更多的接觸，是 “對特朗普主義更果斷和持續的反駁，通過表明在世界範圍內的參與……可以帶來各種切實的成果–通過保護人們免受流行病的影響，減少氣候變化的最壞影響，加強保護，防止我們看到的來自中國和其他經濟行為者的各種濫用行為。我們可以做到這些事情。”蘇利文說，“拜登所提出的，以及我作為國家安全顧問所強化的是，我們在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方面所做的每一項工作，最終都必須以它對美國這裡的工薪家庭、中產階級、普通美國人的影響來衡量。”
尋求對華槓桿的 “正確方式”
這一主張將如何影響政策制定？蘇利文點名了中國問題，以及特朗普政府處理對華貿易戰的方式，將貿易戰升級為侵略性關稅。蘇利文問道，“他們的談判重點是什麼？他們推動了什麼？”蘇利文回答說，“嗯，他們推動的事情之一是美國主要金融機構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准入。而我要提出的問題是，這與美國這裡的就業和工資有什麼關係，讓摩根大通或高盛這樣的公司更容易地能夠在北京或上海開展金融活動？”拜登最近對《紐約時報》說，他不會立即撤銷特朗普對中國的關稅。記者問蘇利文，“這是否相當於特朗普的政策給了美國槓桿的讓步”。
蘇利文說，“當選總統從競選一開始就說過，為了讓中國改變其侵權行為，我們確實需要建立槓桿作用。我們只是要用正確的方式，通過投資於我們的力量來源。所以(拜登)對特朗普的反對，並不是想尋求對中國的槓桿作用。而是以一種實際上沒有產生結果的方式來做。”
蘇利文說，“而其中一個主要的例子就是，美國在與中國的貿易鬥爭中進行單打獨鬥，而不是團結其他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其他市場經濟體，這些國家的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總量的50%到60%，如果我們讓所有這些國家排成一排，帶着共同的議程去中國說，’我們不會接受這些補貼，這種知識產權盜竊，這種傾銷’，我們就有能力讓中國改變其行為，或者我們可以集體向中國施加不這樣做的成本。”
如不代表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發聲，最終會對美國造成負擔和影響
蘇利文和其他即將上任的拜登團隊成員一再表示，他們將在貿易、人權、知識產權盜竊和其他有分歧的領域向北京施壓，即使他們尋求與這個全球碳排放大國並肩應對氣候變化。蘇利文說，這些領域是他和其他拜登官員將如何通過該中產階級框架來看待決策的最好例子。他指出，“例如，美國要確保我們擁有那種自由開放的互聯網，人們可以自由地從事商業活動，自由地發表言論，而不必擔心受到外國專制者的監視，也不必擔心他們為之工作或向之購買的企業不得不從根本上改變其做法，以符合其他政府的專制傾向。這些都是影響美國人的事情。”
蘇利文舉例說，“你知道，(2019年)有一個例子，中國試圖在基本上言論審查美國國家籃球協會(NBA)。”在休斯頓火箭隊時任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表示支持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後，中國當局對休斯頓火箭隊進行了封殺。他續指，“現在，這和新冠疫情的規模和範圍不一樣，甚至不在同一個運動項目中，更不用說同一個球場了。”蘇利文說。“但這就是那種例子，如果我們不代表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發聲，它就會被逐步削弱，最終會對美國家庭和美國社區造成負擔和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