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5 【六都春秋】
文／余杰
我們在中國夢所看到的，是一個超危險意識形態的胚胎。－－斯坦·林根（Stein Ringen）
作為一家跟中國中央電視台簽署戰略合作夥伴協議的西方媒體，德國之聲由此確立了自己「準五毛」和中共大外宣配合者的身份。即便在中國病毒危害人類，宛如一場前所未有的新型「大屠殺」之際，德國之聲仍不斷刊登為中共塗脂抹粉的「軟性廣告」——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是對柏林自由大學副校長、歷史學家、漢學家餘凱思(Klaus Mühlhahn)之專訪。如果不看發表的媒體和採訪的對象，我還以為是發表在《環球時報》上的胡錫進親筆撰寫的社論。
罪惡昭彰的中國難道不能被控有罪嗎？
這篇專訪的題目是《向中國索賠，可能反而助長中共政權》。當記者問，「近期西方有不少人都提出就新冠疫情損失向中國索賠，這究竟是出於怎樣的動機？……您怎麼看待這些訴求？它們合理嗎？」
余凱思回答說：「我認為，除非中國政府故意向他國散播病毒、或者在甘願冒著自身巨大風險的情況下有意讓病毒向他國蔓延，否則沒法真正向中國索賠。……這種賠償訴求也是不合理的。提出索賠的人，更多的是出於政治考慮，而非真的在法理層面上有什麼勝算。」他進而論述說，西方無法從「中國沒有恰當、及早地對疫情做出回應」直接推論出「中國的行為尤其地有罪」。
這種貌似客觀中立的論述是靠不住的。余凱思所說的「除非」，並不是沒有存在的可能，如果你敢於直面中共政權的邪惡，就知道中共作惡是沒有底線的，中共軍方將領早在二十年前就寫出深受高層讚許的《超限戰》——與武漢肺炎肆虐全球的情節驚人一致。如果中國沒有罪責，為什麼至今仍然堅持拒絕外國就病毒源頭展開調查呢？
很多西方的漢學家，並不承認「中共邪惡」這一前提。這些人之所以成為漢學家，首先是他們對中國抱有如同西方文藝復興時代知識分子那樣的美好幻想，認為那裡是神秘、文雅、優美的東方世界，在歐洲只有貴族才能享用的絲綢和瓷器，在那裡庶民就能擁有。皇帝是仁慈的父母，百姓是祥順的子女，一切都在三綱五常的儒家倫理之下井井有條。但中國真是如此嗎？
後來，當這些漢學家以中國研究作為終身的職業乃至飯碗時，他們與這個職業、飯碗產生了某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攸關性」。他們不願意批評中國的一切，因為批評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很容易轉換為降低其研究工作的神聖性和榮耀性。在此意義上，他們不由自主地淪為「洋五毛」，還不等中共展開統戰，就已膝蓋發軟下跪了。這也正是他們批判本國政府時顯得風骨嶙峋，在談及中國時則瞠目結舌——他們最喜歡裝模作樣地反省納粹罪行，譴責納粹集中營的屠殺，因為那已是過去的歷史；卻故意無視中國正在發生的將數百萬維吾爾人關進納粹集中營升級版的「再教育營」的慘劇，一旦他們批評如此「敏感」的事情，其職業生涯就會受損，比如中國政府拒絕發給去中國的簽證。
大概自己也覺得以上言論宛如中國的辯護律師，餘凱思立即補充說：「我也要指出，在疫情最早期，中國訓誡散佈消息的醫生、試圖向本國民眾(而非主要向外國)隱瞞疫情的真實規模，這樣的行為確實讓中國處於了一個相當不利的地位。」這種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批評，並不是對李文亮及被害死的中國人具有人道主義的同情心，而只是為了塑造其「說真話」的知識分子的觀感。餘凱思特別將中國政府隱瞞的對象限定在「本國民眾」而非「外國」，這是一種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辯護——難道中國政府在隱瞞本國民眾的同時，向包括德國在內的外國政府通報了真實的情況和數字嗎？當然沒有，直到今天，中國仍然用一個謊言掩蓋另一個謊言，滾動著越來越大的謊言的雪球。另一方面，餘凱思的這一區分無意中暴露出其希特勒式的種族主義思想：德國人（西方人）的生命尊貴，中國人可任其政府宰割，中國政府只要尊重西方人的生命，得到西方人的理解和諒解，就可以對本國民眾為所欲為。我不禁要反問：德國人真的從人類命運的層面上深刻反省了納粹的罪惡嗎？
避免中國人受辱的方法，難道是無視共產黨的暴政？
德國之聲記者的問題有明顯的傾向性：「中國近代史上，有過多次輸掉戰爭然後被迫在不平等條約中同意向外國支付賠款的經歷。現在，來自歐美的追償，是否會觸發起中國人的歷史屈辱感？這種做法是否會有危險性？」
余凱思以反對帝國主義的左派論述來回應：「這個問題非常好。我可以很肯定地說，中國人會從現在的追償聯想起受帝國主義列強羞辱的經歷。……據我觀察，歐洲、美國都沒有認識到這一趨勢的危險性。這會對中國民眾造成非常可怕的負面影響，不僅僅是波及中國政府。……懲罰措施也會涉及到普通中國民眾。我們現在已經能夠看到，中國的民族主義正在洶湧抬頭，此時再來追償，就會起到不良效果：它不會削弱中國政府，反而會讓中國民眾去支持中國政府，會掀起一股讓中國民眾與中國政府團結起來的浪潮。……追償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可怕手段。」
這是一種無法自圓其說的邏輯：批評、反擊、懲罰中共政權的作惡，會讓中國人感到受辱，會刺激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以至再次爆發義和團之亂；反之，縱容、默許乃至支持中共政權的作惡，是尊重和同情中國人民，讓中國人民對西方有好感，然後東方與西方就能和諧共處、相安無事了。事實真是如此嗎？
如果用同樣的邏輯可如此推演：當年如果民主世界懲罰納粹政權屠殺猶太人，必然刺激全體德國人的民族自尊心，讓他們更加支持納粹政權並反對西方；當年如果西方國家因為南非白人政權實行種族隔離制度而對其經濟制裁，必然刺激南非白人政權的支持者更加同仇敵愾，對黑人展開更殘酷的壓迫。所以，西方最好的應當方式是熟視無睹。那麼，對於一切獨裁暴政，自由世界難道應當鴉雀無聲嗎？
擁有這種奇怪邏輯的西方人，不止余凱思一位。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大脫鉤》（The Great Decoupling）的文章，反對西方（尤其是美國川普政府）與中國大脫鉤。作者基斯·詹森（Keith Johnson）與羅比·格拉默（Robbie Gramer）在文章開頭引用的典故是——美國駐一個亞洲經濟強國的大使曾直率地向華盛頓表示：不要切斷與他們的聯繫，給他們一些「經濟空間」，否則他們將被迫用自己的武力開創經濟帝國。但是，華盛頓受到了經濟民族主義者的控制，白宮對一九三五年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大使從東京發出的建議充耳不聞。幾年之內，美國加大了對日本的經濟壓力，最終實施了貿易和石油禁運。格魯寫信六年後，兩國開始了全面戰爭。從這個歷史事件出發，兩位作者進入正文，進入反對與中國脫鉤的一系列論述：「今天，美國政策制定者正忙於與另一個亞洲重量級國家作經濟和地緣政治的對抗。而且，與上世紀三十年代一樣，經濟脫鉤論調塵囂甚上。」
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在其「修昔底德論」中也引用同樣的典故。但他們對歷史事實的認知完全是錯置和扭曲的。我建議這些看似飽學卻連基本歷史事實都未掌握的作者讀一讀英國歷史學者伊恩·克肖（Ian Kershaw）所著的《命運攸關的抉擇：一九四零-一九四一年間改變世界的十個抉擇》。書中用夯實而確鑿的史實雄辯地指出：美日開戰並非美國挑起，並非美國不給日本「經濟空間」。恰恰相反，戰爭源於日本在中國等亞洲國家的瘋狂擴張，在戰爭過程中對平民的屠殺。美國對日本實施貿易和石油禁運，是因為日本在上海和南京的屠殺引起美國民眾普遍的憤怒，美國不願重演在歐洲綏靖主義失敗的教訓。「日本最後面臨的唯一可行的選擇就是開戰，這裡的原因不在於華盛頓，只能從東京去找。日本的領導層狂熱地支持日本急劇的侵略擴張，直到最後發現除了走向災難以外已經沒有其他退路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如伊恩·克肖所說：在太平洋戰爭慘遭失敗之後，國家經過重建，日本獲得了史無前例的繁榮；而日本戰後繁榮的基礎恰恰就是依靠美國，依靠成功融入國際貿易體系，擁抱資本主義競爭和市場經濟原則。這是全面失敗以後日本從灰燼中重生所遵循的思路，而一九四零年日本的思想方法和戰後的新思維天差地別。當時日本的思維方式僅僅看到美國越來越咄咄逼人的態度威脅日本賴以生存的資源，完全不可能看到除了軍國主義侵略擴張之外，還有其他獲取資源和國家繁榮的途徑。
在此意義上，需要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的，不是美國，而是中國——中國是要像日本那樣經歷一次慘烈的戰爭，才願意與美國同行；還是從日本的歷史中獲得智慧，不經過戰爭就放棄對外野蠻擴張、對內獨裁暴政，並且主動擁抱民主自由？這是中國需要回答的問題。
中國是西方失敗的替罪羊？
德國之聲記者繼續問：「既然追償只會起到反作用，為什麼西方還會有人提出這種想法呢？」
余凱思雖然承認「中國與歐美的關係在過去幾年中急劇惡化，這多少也能歸咎于習近平推行的政策。習近平本質上也是一個民粹主義政客，比如他搞的民族主義浪潮，或者是歌頌紅色文化、紅色旅遊等等，遊客們前往中共革命紀念地，穿著當年的服裝，向前揮舞拳頭。中國政府在這些年變得更尚武、更民族主義、更肆無忌憚，然後就激起了外國的反感」；但他用更多篇幅譴責西方將中國作為替罪羊：「在歐美，許多人都想把自己的疏失推責到中國的頭上……把中國當作這一切的替罪羊。就像十九世紀以來的多次危機一樣，人們總是想把責任推卸給別人，將別國當作替罪羊。這是十分危險的做法。」
余凱思的這段論述相當關鍵：「一九八九年後，西方民主國家一度認為自己的體制具備優越性，歷史終結論、民主勝利論、西方自由市場優越論一時甚囂塵上。而中國此後的發展走勢，卻令這些論調受到了質疑。現在，也必須承認，中國在抗擊新冠疫情時，取得了比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好得多的成績，十多億人口的國家，其病死人數、感染人數的比例要比絕大多數國家小得多。新冠危機演變成了一起象徵性事件，一方面暴露了民主社會的自身問題，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了來自中國的深刻挑戰。中國體制當然也有自身的弱點，但是也有其長處。中國體制確實成為了西方體制之外的又一選項，中國正在打造與民主體制對立的模式。中國體制已經取得了成就，還為中國贏得了權力、爭得了影響力。這場體制競賽正在激化中國與西方之間的矛盾，某種程度上甚至有極端化的趨勢。」
余凱思的「民主失敗論」和「極權高效率論」，在西方不是第一次出現。當納粹德國崛起時，當蘇聯在太空領域超過美國時，很多民主國家的人士都對民主的前景抱悲觀態度。但我又相信，余凱思對中國抗疫方式的肯定和對西方的批判，其實是言不由衷的——他絕對不願放棄德國國籍、歸化成中國人，成為一名被政府肆意淩虐、出門必須掃手機中的健康碼的中國公民，那是一個宛如《一九八四》的、「老大哥」無所不在世界。如果他再讀一讀中國作家方方的抗疫日記（德文版已經出版），他就知道中國人被「牲畜蓄養」的境遇有多麼悲慘。西方不需要替罪羊，西方需要的是真相。中國不是西方的替罪羊，中國就是疫情氾濫的罪魁禍首。
任教於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的華裔學者張倫，對中西抗疫模式做了一番精彩對比，比余凱思似是而非的「中國成功論」高明得多。張倫認為，不能只看到中國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效果，也要看它的成本和次生後果有時候更嚴重。傳統上中國是個「量」的帝國，可以靠集中力量辦很多巨大的工程，但一旦出現危機，因為缺乏地方自主和有效的平衡機制，災難的傳遞效果、後果也是非常可怕的。在現代世界，一個如此龐大的國家過分強調「集中力量辦大事」為其王牌，其實是很危險的。反之，大疫來襲，西方國家很難強迫把國民關在家裡，而是依靠每個人的自律。張倫更認為，疫情帶來了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世界將因此而改變。中國與其洋洋自得於「中國經驗」，不如好好思考：當代的中國人要以怎樣的文明形象展示給世界？在制度轉型之外，國人需要在價值方面做出更深層的調整，加快文明轉型。
在抗疫之戰中，西方表面上落後了，但西方沒有輸；中國表面上閃電般地控制了疫情，但中國並沒有真正獲勝。美國歷史學家史蒂芬·安布羅斯（Stephen E. Ambrose）在《D-DAY：諾曼底的巔峰時刻》一書中揭示的民主的英美必然擊敗獨裁的納粹德國的真理，依然適用於今天：當初，希特勒的閃電戰席捲整個歐洲，讓希特勒相信，自由散漫、享樂軟弱的民主國家，不可能培養出跟納粹的最優秀的士兵抗衡的軍隊，極權主義的狂熱和忠誠永遠會征服民主主義的開明和溫和。然而，那些閱讀反戰和憤世嫉俗主題的文學作品而不是希特勒的《我的奮鬥》長大的美國年輕人，「當考驗來臨，是為自由而戰還是屈服，他們選擇了戰鬥。他們是民主的鬥士，他們是D日的勇士，因為有他們，我們才有今日的自由。」在諾曼第登陸的那一天，因為在德國的指揮系統中，精銳的裝甲部隊必須希特勒才能調動，前線指揮官只能坐等災難降臨，而希特勒相信真正的登陸地點是加來，所以按兵不動。反之，盟軍統帥艾森豪那一天沒有做出任何指令，將權力下放給前線將領，因為前線將領能夠根據現場瞬息萬變的態勢對作戰計劃做出調整。這是兩種戰爭機器和兩種觀念秩序的對決，歷史已經決定了它們的成敗。歷史還將決定今天獨裁的中國與民主的西方的成功。然而，在餘凱思這樣儒家化的西方知識分子身上，已然喪失了這種對民主自由的自信與戰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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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來源：資料照
作者
余杰
蜀國人，蒙古族，基督徒，美國籍。 一九七三年生於成都，一九九二年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一九九八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暢銷百萬本，其文字和思想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人。 二零一二年赴美，拋棄如同「動物農莊」般野蠻殘酷的中國，誓言「今生不做中國人」，並致力於在思想觀念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意識形態、解構大一統的中華帝國傳統，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徒精神與保守主義價值，也就是其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