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04

(中央社記者林育立柏林3日專電)由德國國會成立、專門負責提醒社會不要遺忘東德獨裁歷史的基金會,今天頒發2020年度「卡爾.威廉.弗里克獎」特別獎給台灣的國家人權博物館,表揚它推動轉型正義的成績,由駐德代表謝志偉代表受獎。
德國「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Bundes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執行長卡明斯基(Anna Kaminsky)致詞時表示,在台灣推動轉型正義尤其需要勇氣和堅持,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成績有目共睹,獲獎實至名歸。
去年曾受邀到台灣演講的卡明斯基說,在轉型正義的許多領域,台灣與德國可以互相學習,對德國來說台灣不僅是夥伴,也是某種典範。
卡明斯基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表示,獨裁結束後,原本統治的國民黨仍繼續執政,因此在台灣推動轉型正義的條件比德國要困難許多。國家人權博物館致力讓獨裁的過去不被忘記,期待台灣的年輕人參觀後受到啟發,為維護人權、自由和民主奮鬥。
1998年由國會成立的「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經費主要來自前東德德國統一社會黨、也就是共黨的黨產,藉由舉辦研討會、在學校辦展覽、贊助紀錄片拍攝和學術研究,確保獨裁的歷史不被德國社會遺忘。
該基金會每年並頒發「卡爾.威廉.弗里克獎」(Karl-Wilhelm-Fricke-Preis),邀請德國前總統柯勒(Horst Koehler)等人擔任評審,表揚對揭露獨裁真相和推動轉型正義有功的個人或組織。
這個獎歷年獲獎的有關注東德運動員禁藥問題的德國作家蓋伯爾(Ines Geipel)、為前東德政治犯提供心理諮商的柏林民間協會「逆風」(Gegenwind)、為史達林大清洗受害者立牌紀念的俄羅斯民間組織「最後地址」(Posledniy Adres)等。
獎項名稱以德國知名記者卡爾.威廉.佛里克(Karl Wilhelm Fricke)為名,這位在德國推動轉型正義頗具代表性的人物,1949年從東德逃到西德後即成為記者,因報導東德的政治迫害,1955年被東德特務綁架到東柏林,遭刑求並被判刑。
佛里克出獄後返回西德,長年在德國廣播電台(Deutschlandfunk)工作,成為西德少數以東德反對運動為報導重點的記者。兩德統一後,他還加入國會調查委員會,協助釐清獨裁的歷史和影響,他所寫的有關東德的報導和評論,至今仍是重要史料。(編輯:高照芬)1090604
2020-06-07 自由亞洲電台
德國「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Bundes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為推動反極權統治理念,表彰人們對於自由、民主、公民勇氣(civil courage)的追求與努力而舉辦的卡爾·威廉·弗里克獎(Karl Wilhelm Fricke Award),六月三日舉行頒獎典禮,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獲得特別獎(Special Award)。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就此接受了自由亞洲電台的採訪。
德國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設立的卡爾·威廉·弗里克獎,自2017年起,每年都會挑選對推動轉型正義有貢獻的個人或組織,頒獎給予肯定。今年主獎由德國導演克里爾(Freya Klier)獲得;特別獎則由台灣的國家人權博物館、德國穆爾伯格倡議團體(Initiativgruppe Lager Mühlberg eV ILM)及德國的馬丁·路德·金-非暴力和公民勇氣中心共同獲獎。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接受了自由亞洲電台採訪,談得獎感想。
記者:這個獎是國際社會對人權館在台灣推動人權與民主教育的肯定,請問您對這個獎項有什麼感想?
陳俊宏:人權館從成立後,其實經歷過將近17年的歷程,有很多政治受難前輩們的努力,才讓過去的這兩個遺址得以保存,進而把它轉換成為博物館,這就讓過去這個人權侵害的場域,轉換成一個人權教育的場域。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謝這些前輩們的協助,還有過去長期在推動人權議題的朋友們,讓這個館能夠成立。在短短兩年當中,還有之前文化部鄭部長大力的支持,也讓我們有比較大的空間可以去推動一些議題。去年我們有邀請很多德國的這些博物館來進行交流,讓彼此之間有比較多的認識,提供了很多的協助。這次得獎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高興,也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記者:作為亞洲第一座國家層級打造的人權博物館,你們的目標是什麽?
陳俊宏:我從學校來到人權館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把這個博物館建立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人權教育的平台,它是亞洲第一座在所謂的傷痕遺址或者歷史遺址上打造的國家級人權博物館,所以我期許這個館可以成為亞洲或台灣的民主和人權的觀景窗;它既可以是顯微鏡也可以是放大鏡,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界面,大概有四個主要的面向。
第一個是面向歷史,我們其實在人群關係下成立了一個典藏研究中心,最重要的是去保存一些許多相關的政治檔案,人權的史料跟文物;另外一方面,我們也進行許多政治受難者的口述訪談以及影像記錄,希望能夠把這些珍貴的歷史記憶保存下來。
第二是面向社會的部分,是我們積極通過不同的方式,藝術文學音樂繪本等等不同的方式轉換,把這些重要的人權議題,或者是過去我們講的白色恐怖的議題,透過不同的界面,來邀請社會進行對話、進行溝通,希望能夠透過這些不同議題的傳達,讓社會能夠深入的了解這些議題,進而轉換成為捍衛人權的力量。
第三個部分是面向未來,我期許人權館可以作為台灣人權教育的中央廚房。我們試圖基於不同的需求或年齡層,規劃不同的相關人權的教學資源等課程,來提供給各個不同的需求。舉例來講,我們在成人的人權教育部分,會協助台灣的法官學院、司法官學院還有公務人力發展學院,這些在職公務人員人權教育的進修跟課程的規劃。我們也協助教育現場的小學、國中和高中的老師,協助他們進行相關的課程研發,設計規劃一些不同的教案跟教學資源,提供給學校方來運用;在兒童的部分,我們也開發很多的包括繪本偶劇兒童劇、兒童音樂等方式,通過這些不同教學資源把議題的觸角能夠拓展到下一代的年輕人。
第四個是面向國際,台灣的轉型正義歷程來得比較晚,台灣是經過了民主化將近30年之後,才開始去面對所謂如何處理過去的問題。所以,如何去跟國際學習、透過國際交流的過程向其他國家進行這些經驗的交流與學習,也是這個館成立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所以我們這兩年一直積極努力在進行相關的這些國際交流的業務,在去年就跟德國簽署轉型正義合作意向書。未來,我們會期待明年開始推動與德國史塔西檔案局更密切的交流與學習。另外一個部分是,國家人權博物館期許不只是處理過去的人權侵害的問題,也希望能夠去面向當代的人權議題,所以我們去年很榮幸的成為國際博物館協會之下又一個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在去年的九月我們正式成為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的亞太分會,所以未來作為一個重要的亞太的國際交流的平台,希望能夠透過這個平台來推動所倡議的這些人權議題。
記者:兩岸四地的政治現況下,人權理念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陳俊宏:不管政治體制是哪一種類型,人權還是一個我們說現在國家運作的一個核心價值。或者我們用聯合國的那個框架來講,聯合國多年來一直在倡議一個善治Good Governace的概念。不管你是什麼樣的政治體制,這裡面有一個核心的價值就是人權。台灣一路走來,也只有在這些基權利保障的基礎下,不管是人民的生活,或是體制的運作,甚至是說要面對所有的發展的議題,才成為可能。
很可惜的是,過去不管是在中國或者是香港,這幾年來,中國限制人權的保障,不僅是影響到中國國內,也影響到香港本身。
但我認為,人權對於兩岸四地都是最重要的共同基礎,如果這個東西沒有去落實跟保障,我個人會覺得可能會使得未來台灣跟香港和台灣跟中國之間的距離會越來越遠。我想,不管我們追求的政治體制是什麼,人權對於我們在面對政治發展的過程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也是我認為,在未來不管是面對兩岸與未來的發展當中,它可能是一個最重要的核心基礎。就只有在這個基礎下,才有可能去進一步去談未來兩岸之間要如何互動和交流,包含跟香港本身。
(記者:蔡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