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德國一直因為商業利益無法大聲譴責中國侵犯人權。但是近來要求德國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的呼聲讓柏林壓力越來越大。歐洲共同的立場也顯得更勢在必行。德國之聲就此分析國內討論，也請專家分享他們的看法。
(德國之聲中文網) 自默克爾宣誓就任德國總理以來已經過了15年。在此期間，她12度訪問北京，使德中關係日益密切。但近來因為香港情勢，柏林不願對北京採取強硬立場的做法招致許多批評。
德國的猶豫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希望和中國在經濟上維持和諧關係。從數字來看，2019年德中貿易額達到2060億歐元（約2330億美元），中國是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同時，整個歐盟也是中國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
無論是新疆大規模關押穆斯林維吾爾人，還是中國自7月1日起對香港實施的國家安全法，經濟利益使得柏林在人權侵害議題上往往遲遲不出手。
德國工業巨頭西門子總裁凱瑟（Joe Kaeser）在默克爾去年9月訪華中後發表評論，強調德國長期以來對其「以商促變」（Wandel durch Handel），透過貿易讓中國逐漸民主化的政策不變。
凱瑟對德國日報《世界報》說:「如果在德國的就業情況取決於我們如何處理有爭議的(中國)議題，那麼我們就不應該添油加醋，而是應該仔細考慮所有的立場和行動。」
「香港人對德國失望」
德國在7月1日開始擔任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國。默克爾當時表示，她擔心香港的自治權被「侵蝕」，柏林將在任期半年內向中國提出人權等問題。但和以往一樣，她只是旁敲側擊，並沒有直接譴責。
對許多批評者來說，在試圖繼續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過程中，德國過於軟弱。德國對外關係委員會(DGAP)資深研究員狄雨霏(Didi Tatlow)告訴德國之聲，近幾個月來，香港人「對德國的反應感到失望」。
她說:「有人注意到，基本上德國在公開場合什麼都不說，對來自中國的壓力反應很薄弱。我覺得香港人很聰明，他們會把這個事情計算進去。他們會想：我到底該不該相信德國？」
狄雨霏認為德國的作為沒有達到支持抗爭的港人心中預期的反應。
從布魯塞爾到北京
在處理中國的問題上，歐盟，也是德國最擔心的問題之一，就是陷入中美間的權力鬥爭。歐盟在中國問題上遲遲未達成共同政策。
而在2012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以來，北京的全球野心所帶來的影響更大。像是意大利就簽署了中國龐大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計劃，其他較小的歐洲國家也正在通過「一帶一路」或其與中東歐國家的「17+1 」集團，與中國建立有利可圖的關係。
定於9月在德國東部城市萊比錫舉行的歐中峰會原希望能改變這種情況。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歐洲在面對中國政策上至少發出團結一致的信號。這個峰會也有可能重塑歐中下一個十年的關係，為在中國投資的歐洲公司提供更好的待遇，以及在氣候變遷問題上讓雙邊進行更密切的合作。這些都是議程上的重中之重。
然而，歐中峰會卻在6月初宣布因為疫情而延後舉辦。
經濟制裁的可能
雖然峰會被推遲，但在歐盟層面協調應對中國的呼聲越來越高。這項訴求來自社運團體，也來自政治人物。
德國社會民主黨(SPD)、歐洲議會前主席舒爾茨(Martin Schulz)對德國之聲表示，歐洲對中國的呼籲「必須與明確的經濟信息掛鉤」。
他說:「如果(中國)不尊重其承諾的國際責任和義務，中國商品的市場准入就可能會受阻。」
自由民主黨(FDP)黨魁林德內爾(Christian Lindner)則告訴德國之聲，在應對中國時，商業和民主「不應該相互對立」。
他說:「我們不能讓我們的價值觀被收買……歐盟和中國之間的經濟依賴性是雙向的。」
自由民主黨(FDP)黨魁林德內爾(Christian Lindner)強調:「我認為我們不需要立即討論是否需要製裁，但德國政府現在的任務是確定價值觀的立場。」
德國能做什麼？
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研究員、埃朗根-紐倫堡大學(FAU Erlangen-Nürnberg)教授金舒巴赫(Katrin Kinzelbach)表示，沒有明確計劃要如何實際讓製裁發揮作用，這種情況下，討論是沒有幫助的。
反之，她建議將香港問題提交海牙國際法院，因為北京實施的國安法違反了《中英香港聯合聲明》。
金舒巴赫說:「北京會拒絕法院的任何介入……但這樣的步驟至少會發出一個明確的信息，也就是這項新法是不被接受的。」
此外，歐盟也能使用《馬格尼茨基法》，對涉及侵犯人權的個人實施有針對性的旅行禁令和資產凍結。這項法律不受國藉限制，中國也適用。
金舒巴赫說，雖然德國國內對政府的批評越來越多，但德國比起其他國家已經算是願意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
她說:「所有國家都必須平衡自己與北京的利益。重要的是要明白，默克爾沒有權力改變北京做出的決定。」
「但她的聲音很重要。」
德語媒體：默克爾要認清中國的現實
德國媒體注意到，在德國政界歷來被認為對中國態度相對更為友好的社民黨，對華政策的基調發生了轉變，認為默克爾對北京過於綏靖妥協。
（德國之聲中文網）德國社民黨（SPD）聯邦議院黨團通過了一份對華政策基本立場文件，認為聯邦總理默克爾對中國的態度不夠強硬。
“希望中國經由不斷加強的經濟聯絡在政治上也同西方接近，默克爾的這個期望可惜沒有實現”，社民黨聯邦議院黨團外交政策發言人施密特（Nils Schmid）說，默克爾總理”應該告別自己過時了的對中國的認知，面對現實”。柏林出版的《每日鏡報》總結了這份文件的主要基調：
“社民黨這份專題文件分析認為，如今的中國以多重角色出現，對每一種身份應作不同的評估：涉及氣候政策、伊朗核協議或聯合國維和使命的時候，中國是夥伴；在經濟領域中國則是競爭者，它從事工業間諜，在與外國企業的競爭中優先照顧本國企業，不太顧及國際規則。最敏感的一點是所謂”制度對手”的說法。社民黨黨團警告稱，中共領導人與民主秩序為敵。談到新的國安法，文件稱香港’面對難以預測的專權統治’。
文件得出結論，’制度競爭’最終決定’與中國能在何種程度上保持夥伴關係以及如何具體構建，並影響到與中國之間經濟競爭的方式’。或者，用黨團副主席海因裡希（Gabriela Heinrich）的話來說，’中國的黨政機構，因其威權統治，是我們自由民主秩序的制度性對手。’
多年來一直有人–比如歐洲外交關係協會（ECFR）的專家，批評德國在達成歐盟統一對華戰略上不夠積極努力，而是致力於經營本國戰略，照顧德國經濟界在巨大的中國市場的利益。社民黨的外交政策專家持類似觀點，他們警告：僅憑德國一國的戰略是不夠的，只有歐盟協同行動，才能在與中國打交道時有成功的機會。”
學會權力的語言
《世界報》發表倫敦國王學院高級訪問研究員Maximilian Terhalle的客座評論，指出在美中兩個大國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歐洲必須提高警覺。文中引用歐盟外交政策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的話說，歐洲必須學會”權力的語言”。作者寫道：
“人們仍然主要從經濟角度看中國。習近平基於現有經濟實力，早已告別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傾心於擴張權力，一如當年（德皇）威廉二世在俾斯麥1890年下台後那樣，這一點柏林並沒有意識到。北京在過去5年中擴充軍力，相當於整個英國軍隊的規模，這一點也被忽略了。
一個變得過於強大的中國對西方的世界秩序來說是一個至關存亡的危險。西方必須使用權力，在中國權力擴張的過程中恰中要害地削弱它。這樣作針對的目標是人們對共產黨的接受程度，中共繼續掌權的基礎仍然係於其不斷重複的保證經濟增長的承諾。西方絕不是要推翻習近平，而是要在一場絲毫不講謙讓的競爭中運用正確的手段，迫使中國有所節制。在德國統一30週年之際紀念鬥爭贏得自由之際，如果看一看香港就會發現，哪一種世界秩序是我們不想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