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27
上禮拜（11月18日）紐約時報音樂版主編 Anthony Tommasini 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題目是「A Surprise Conductor Makes a Superb Debut」。內容與他經常寫的音樂評論不同，他說聽了幾十年的管絃樂演奏，前晚例外聽到一位年輕的指揮家在一個禮拜內收到通知，接棒一位有名指揮家臨時取消的演出。他按照原來的節目，很有自信首次指揮紐約愛樂管絃樂團。
這位臨時接棒的指揮家是 Dima Slobodeniouk，相信很多愛好音樂的人沒有聽過他的名字。他是 46 歲的俄國指揮家，年輕時在莫斯科中央音樂學校學小提琴，17歲移居芬蘭，在 Sibelius 學院學習小提琴與指揮。他早期活動大多在芬蘭，曾經當過 Oulu 與 Lahti 市交響樂團指揮，2015 年受聘指揮西班牙的Galicia 交響樂團。
紐約愛樂管絃樂團原來節目的指揮是俄國的 Semyon Bychkov。 在演出一個禮拜前宣佈取消，給愛樂管絃樂團主辦人很大的噩夢，因爲節目是 Bychkov 自己安排的，全部是俄國音樂，前半是 Shostakovich 的第一首小提琴協奏曲，後半是 Tchaikovsky 的第一交響樂（冬之夢）。這節目在美國臨時找指揮家來代替演出很不容易，幸好當時 Slobodeniouk 先生帶領 Boston 交響樂團在紐約，他立刻答應接棒演出這場音樂會。
音樂評論家 Tommasini 稱讚 Slobodeniouk 在紐約演出是近年來最成功的一場。Shostakovich 的小提琴協奏曲獨奏是年輕的 Karen Gomyo ，她出生於日本（父親是加拿大人、母親是日本人），小時候遷居加拿大，後來在美國學小提琴，是很傑出的年輕小提琴家。她的演奏與管絃樂配合得很好，充分表現了 Shostakovich 在 Stalin 專制下的悲傷憂鬱心情。下半場 Slobodeniouk 充分表現Tchaikovsky 26歲寫的交響曲，暗示他內心的平靜與憂傷。
這種臨時取消演出的事偶而發生，不但給主辦人困境，而且對聽眾也有影響。對代替演出的音樂家來說壓力很大，不容易成功，偶而給他們有突破成功的機會。
以下與各位讀者分享我們所遇到的幾次經驗：
我們最失望的一次是 1989 年慶祝結婚25週年，特別安排去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看我們最喜愛的 Carlos Kleiber 指揮「茶花女」。我們提早到紐約，住在豪華的 Plaza Hotel，沒有想到旅社設備很舊，晚餐很差。本來預定搭計程車去歌劇院，可是找不到，只好走 30 分鐘。進去劇院後，節目單夾着一張紙條，說 Kleiber 臨時取消，只好請副指揮接棒，結果從第一音開始失望，比不上 Kleiber 的作風。在第二幕，當Alfredo 的父親 Germont來找 Violetta 勸她離開 Alfredo，因爲他的女兒將要結婚，兒子 Alfredo 與茶花女同居毀壞名譽。這時候，有一位聽眾忽然心臟病發作，歌劇停止演出，等待救護人員來急救他，帶他去醫院。半個小時後，歌劇再繼續演出，可是聽眾情緒完全破壞，無法集中精神聽下去。回想起來，這是我們一生中聽音樂所遭遇最大的噩夢。幸好下一年我們再去大都會看歌劇「玫瑰騎士」，本來預定是 James Levine 指揮，可是入場後看節目單才知道 Carlos Kleiber 臨時代替 Levine 指揮。這場的演出非常突出，是我們夢想不到的精彩演出， Kleiber 來美國指揮這一場可能是補償前一年臨時取消的「茶花女」。
有時音樂家臨時取消演出有他們意料不到的情況。記得在費城時，有一場音樂會是大都會歌劇院抒情男高音 Matthew Polenzani唱藝術歌曲，他的聲音很輕很美，我們期待聽他唱。可是前一天收到通知，臨時取消演出。後來聽主辦人說他的兒子忽然去世，他很悲傷不能集中精神唱歌。當時我們對他很同情，只希望他能早日克服，繼續在音樂界演唱。
另一次是女高音 Renée Fleming 預定來費城演唱 R. Strauss 的「最後四首歌」，是我們最喜愛的歌曲（請看 2020年10月24日古典音樂漫談）。當時 Fleming 在美國很著名，芝加哥有一對好朋友 Bob & Floriana Lockner 是 Fleming 迷，專程來費城一起去聽這一場。可是音樂會前二天在收音機聽到一段她的採訪節目，她的聲音嘶啞，顯然有嚴重感冒。結果她取消來費城演唱，臨時請美國女高音 Pamela Coburn代唱。很可惜 Lockner 夫婦來費城的目的沒有達成。
從這些例子可知道音樂家也是人，不可能像機器不停的演奏/唱。有時在特別情況下不得不取消演出，我們當聽眾的應該要瞭解原諒。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有人臨時取消演出可能給年輕人難得的機會來表現他們的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