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是台灣人很強烈的期待，執政黨因應民眾的要求，將於這一次臨時會提出《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只是執政黨提出的是參審制，所持的理由是台灣現行體制較適合參審制，可是多數民間團體期待推動陪審制，雙方沒有交集。不過兩方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將外國的體制硬塞到台灣，各個都是「外國通」，拿外國的藥方來治療台灣的疾病。
台灣各方面的平均水準並不差，可是多數台灣人的習性卻言必提外國體制，只是外國體制未必適用於台灣，模仿外國體制來改革台灣，往往會挫敗，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教育改革，當年教改成員多數屬留美學者，他們將台灣原來的教育制度貶得一文不值，認定美國的制度相當好，因而將美國制度搬來台灣，結果是慘不忍睹，最嚴重的是升學制度。
教改成員認為台灣的聯考制度極端荒謬，一試定終身，違反教育原則，因而將美國的多元化升學制度引進台灣。不過他們犯了一個毛病，認為別人很笨，自己很聰明，所以不會思考台灣為何會產生聯考制度？別忘了中國國民黨佔領台灣初期，並沒有聯考制度，台灣各級學校都各自招生，權貴子女卻走後門入學，例如只要家長拿出十萬元（依目前幣值在千萬元以上），其子女就可進入某私校醫學系就讀。教育行政單位為了消除弊端，入學考試因而演化成聯考制度。
教改成員排斥聯考，因而引進美國多元化入學制度，又將台灣推進弊端叢生的升學制度。教改人士根本就不懂台灣在升學方面的習性與美國完全不同，在美國是學生之間的競爭，台灣則是家長之間的競爭，當年就是要降低家長的影響力才產生聯考制度。目前引進美國多元化升學制度，升學競爭又變成家長的戰場。
以前在聯考制度下，台灣很多傑出人才乃出自弱勢家庭，因為家長的影響力有限。依目前的升學制度，弱勢家庭的子女要出人頭地相當難，因為多元化入學制度又恢復成家長的戰場。教改成員是否知道，目前強勢家庭一個子女的教育經費就超過弱勢家庭全家的生活費，包括子女的教育經費，弱勢家庭的子女要如何與強勢家庭競爭？
目前推動司法改革人士與當年的教改人士一樣，都推崇外國的制度有多高明，而且堅持己見，就是沒有人研討台灣的特質。台灣司法被詬病的就是「恐龍法官」問題，大家爭相推崇外國制度，不考慮是否能解決台灣的問題。要解決台灣司法問題，就該先討論到底是當了法官變成「恐龍」，或是「恐龍」當了法官，顯然的，當然是「恐龍」當了法官，依此邏輯，台灣人具有「恐龍」性格，才出現「恐龍型」的職業法官，既然如此，當然也會出現「恐龍型」的非職業法官，所以無論是陪審制或是參審制，若沒有適當調整，以抑制「恐龍」性格，還是很難挽救台灣的司法。
之所以出現「恐龍」法官，是台灣的人性所造成，敬業精神不佳及對意識的堅持，因而產生偏差的行為，而這些問題並非法官獨有。台灣從事社會或政治運動人士的特色是要表達自己的意見，卻聽不下別人的論述，所以對議題的討論很難有交集。很多熱心推展司法改革人士，對該採參審制或陪審制相當堅持，自己卻沒有完全理解參審制或陪審制的內容，他們本身就是一群「恐龍」，卻要消除「恐龍」，可能嗎？
（作者為中山大學退休教授、台灣安全促進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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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16（台灣時報專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