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5日 美國之音 黃麗玲
台北— 台灣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週四發布《走過1989-六四天安門事件三十年後》新書，該書集結去年六四30週年學術研討會的12篇論文，由不同學者分從不同方面撰寫，希望拼湊出當年民主運動的完整面貌和歷史意義。
時值六四屠殺31週年，東吳大學希望透過專書的出版，能讓六四天安門事件更廣為人知，並使這一中國當代史上的大屠殺集體記憶不至在中共大外宣的操控下逐漸被抹去或遺忘。
中國歷史學者、該書總策劃吳仁華在新書發表會上表示，六四學運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政治走向，也觸發了東歐蘇聯等共產國家，甚至台灣政局和兩岸關係的變局，其影響力應遠甚於百年前僅牽動中國內政的五四學運。
他說：“如果六四當時，中國政府沒有採取武力鎮壓的方式，接受學生(對)新聞自由、逐步民主化的要求的話，那麼中國就會按照共產黨當時說的，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一步步地完成民主和平轉型的過程。那麼今天兩岸的關係、台灣所面臨的一個中國(限制)可能也就不一樣。”
推動“六四學”
因此，吳仁華呼籲，各國學術和研究機構應積極推動“六四學” 的專門研究，並提出三大研究重點：學運、鎮壓屠殺和六四對國際的影響效應。
他認為，台灣有著中文及處理重大政治史實和轉型正義等經驗之優勢，應最有條件帶領研究。不過，他也觀察到，台灣學界因與中國各大學有個別的交流合作關係，恐將此中國最敏感的政治忌諱視為禁區而自我受限研究題目。他希望，未來隨著美澳等國開始調整對華政策後，台灣面對中國也不須再委曲求全。
針對六四的轉型正義機制，吳仁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第一步要先公佈六四的所有真相，包括下令對學生開槍的決策過程等。其次是追究責任，除鄧小平、李鵬、楊尚昆三人以外的軍警人員責任人名單、如在西長安街六部口路段造成11名學生死亡的坦克車隊駕駛等。第三步是給予受害者家屬的國家賠償。
但吳仁華不指望今日中國內部有自發平反六四的契機，因為中共為了捍衛政權，不可能碰觸或處理六四問題，除非中國民間的公民社會夠強大、中共高層內鬥激烈或國際的關注和壓力，引發了中國不得不開展民主化。
另外，吳仁華還表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在六四期間任中共人大常務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當時的常委會曾多次開會，原本決定提前召開全國人大特別會議來取消戒嚴令，並將六四學運認定為愛國運動，唯軍隊搶先出兵鎮壓，導致特別會議流產。
六四改變中國影響世界
這似乎表明當時的習仲勳也是同情六四學生的民主訴求、並強烈反對軍隊鎮壓。
針對此段歷史，華人民主書院董事主席曾建元指出，習仲勳確實反對過鄧小平的鎮壓決策。曾建元曾說，習近平或許跟當年六四的鎮壓無直接關係，但身為黨國領袖，習近平繼承了諸多黨國遺產，或作為孝子或作為愛國的共產黨員，習近平都應積極處理六四以及中國的轉型正義問題。然事與願違，習近平至今在六四態度上並未承襲其父親之胸懷。
至於六四事件對台灣政局和民主化的外溢效應，曾建元也在新書發表會上分享他的看法。他說，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流血犧牲的中國學生，的確影響到隔年台灣政府處理野百合學運的態度，因為當年掌權的李登輝總統曾在召開的高層會議上特別指示，台灣在處理野百合學運上絕對不能和天安門一樣。他除了正面回應學生訴求外，還接見數十名學運代表，此一念之間，也啟動了台灣民主化從此大步走，讓兩岸的政治發展逐年拉開懸殊的差距。
曾建元說，六四學生的犧牲，讓台灣的民主化不需要流血，六四對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確實發揮了督促的作用，而當權者的決定讓分處兩岸的這一代人竟從此有了不一樣的命運。
中國政經成就闕如
過去30多年來，中國的政治改革原地踏步，但經濟上則一躍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不過，中國總理李克強在5月22日人大閉幕記者會上坦言，中國還有6億人口每個月也就賺1000元人民幣，可能連在中等城市租房都有困難。這一席話，讓人無法不質疑中國經濟的水分。
對此，曾建元表示，鄧小平讓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的確使官二代和紅二代都先富了起來，但中國的經濟成長是建立在對土地、自然資源和人民勞動力幾近無法律成本的壓榨下。因此，必然富裕、經濟也必然成長，但他說，這種中國特色式的經濟發展絕非奇蹟，尤其中國現在連一個小康社會都稱不上，貧富差距也大，對以無產階級專政理想號召起家的共產黨來說，其實是諷刺。共產黨在執政70年卻還是有龐大的人口活在貧窮線下，實在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成就。
擔任此書主編的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黃秀端也在發表會上表示，對於中國以現今的經濟成長來合理化當年對六四的鎮壓，讓她十分氣憤難耐，尤其中國不僅在境內強力抹去對六四的集體記憶，還憑藉著經濟實力發動大外宣，試圖把六四扭曲為一個“無事件”。而這樣的套路和策略竟還在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上一再沿用。所幸，中共的伎倆終究無法得逞，因為總是有人冒著身家性命的危險、願意勇敢地說出血淚真相。黃秀端表示，懾服於這些異議人士的勇氣，說到激動處，還一度落淚。
六四一直都在
而新書發表會的出席者中，有一位1989年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任教的英籍神父雷敦龢(Edmund Ryden)，雷神父現為台北輔仁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他回憶，當年六四學運時間，他時時處在極度壓力下，且六四的衝擊之大就像把利刃，把他的記憶切割為兩半。他說，六四前後的人事物，包括當年6月3日在建國門附近、搭陌生工人的腳踏便車回家、隔日自己騎著腳踏車在空蕩的北京街頭以及在距離天安門廣場10多公里的校園大樓外聽到的槍聲，直到今日都歷歷在目.但六四後的事，他卻常記不住。
雷神父當場朗誦自己的英文詩作，吊念六四屆滿31週年，詩作最後一段暫譯:
“記憶可以筆筆抹去，直到一無所有：你的名、你所處之地，杳然無踪；但事實不曾遠離：槍聲、回家的路、搭著工人的腳踏車、或是穿梭在空蕩無車的北京街頭。不，六四，一直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