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遠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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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夏，武漢肺席捲全美國。在嚴峻的「居家令」下，所有的聚會皆喊停，眾人乖乖地在家躲疫情。
不過蟄伏才一個多月，就有人發現經由網路視訊，仍可繼續舉辦活動。網路視訊雖不若面對面會談來得親切，但可跨洲越洋地連線。因此六月間，美國華府台灣同鄉會就與在台北的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連線，共同舉辦了一場「高一生獄中家書視訊座談會」。
會中，我們邀請高一生的次子高英傑老師與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的陳俊宏館長分享看法，結果與會者的反應十分熱烈。
會後，鑒於海外鄉親大都對高一生、湯守仁等人十分陌生，我因此寫了一篇《阿里山的悲歌》，敘述高一生事件的始末，希望讓更多人瞭解此一事件。結果拙作發表後，我私下又收到一些感性的回應，其中也有朋友捎來有關高一生及其後人的網路連結。
我上網一一查閱，發覺相關的故事很多，內容也頗精彩，但每篇報導都片片斷斷。若說讀高一生等人的事件，如走入戰雲密佈的迷霧叢林，走得步步驚心；那麼讀其後人們的報導，又像佇立在旋轉的走馬燈前，看得有些目眩。
時值仲夏，美國正好發生一起一位名佛洛依德 (George Floyd) 的非裔遭白人警察失誤致死的案件，引發各地抗議種族不平等的示威迭起。而示威活動又常接續著暴動、破壞、甚至搶劫，以致許多城市都顯得紛擾不安。
住在華府郊區的我深居簡出，天天上網閱讀，某日突想：若將高一生、湯守仁及其後人們的故事連結，加上時代背景的詮釋，豈不就是一部很感人的台灣少數族裔的人權發展軼史？若拿台灣的原民運動與美國有色人種的民權運動相較，台灣的原民運動顯然溫和太多，但成就毫無遜色，為什麼？
仔細思量，我發覺因為台灣的原民運動與台灣的民主運動及人權運動同步進行，且相輔相成，所以過程順利許多。原住民是台灣的少數族裔，人數僅6,000的鄒族(註1) 是台灣原住民的一支，而高一生家族平反的故事正足以當台灣少數族裔人權發展的典範。因此且容我在此以說故事的方式，從高家、湯家的美麗與哀傷談起，再看其後代們奮鬥與轉折的過程。相信大家讀了之後，會與我一樣，為台灣的人權發展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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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如今有關高一生的報導甚多，但其中最為大家所熟悉的，不是他的政治案件，而是他在獄中寫給太太春芳的一首歌《春之佐保姬》：
「是誰在森林的深處呼喚，
在寂靜的黎明時候，
像銀色鈴鐺一樣，
華麗的聲音，呼喚著誰？
啊，佐保姬啊，
春之佐保姬(註2)…」
這首歌的詞與曲皆很美，所以為大眾所喜愛。但也可能是一般人潛意識裡有種想逃避血腥事實的傾向，所以寧可將同情之心寄寓在優美的旋律中吧？
我自己就有這種傾向。我喜歡看他們的照片，但避看他們被押赴刑場的那張。我常邊看相片邊想：這些原民們長得可真好看！
照片中的高一生身材適中，臉型狹長，五官端正，相貌堂堂，眼凹鼻挺的眉宇間，帶著幾分深思與憂慮，頗有哲人的風采，難怪他後來被人尊為「高山哲人」。
至於小他16歲的湯守仁則長得濃眉大眼，五官分明，一張英俊的臉足以媲帥好萊塢的巨星Tom Cruise (阿湯哥)。他身材高挑，經常一身戎裝，讓人不禁聯想：他若活在今生今世，恐不已成一個擁有千萬粉絲的國際級動作派巨星？
然而時也命也，他們活在集權的體制裡，結果成為國、共鬥爭下的槍下魂。
其實在他們的年代裡，原住民屢遭岐視。日本人治台時，沿襲清制，稱山地人為「蕃」，稱其部落稱為「蕃社」。蕃，含未開化之意。後來日人自覺不雅，改稱他們為「高砂族」。
國民政府(註3)治台後，稱他們為「山胞」，此乃「山地同胞」之簡稱。聽來似無不妥， 但一直到1989年以前，台灣的小學教科書都有一課〈吳鳳〉，大意是說阿里山上的山胞有砍人頭的惡習，漢人吳鳳為革除這種惡習，結果捨身取義、壯烈成仁。學校既然如此教著，一般人便有一種「山胞會砍人頭」的先入為主的觀念。
高一生與湯守仁就活在這兩個政府的轉折的年代。高一生於1908年生於嘉義郡阿里山上的鄒族部落，原名吾雍 (Uyongu Yatauyungana) ，就讀「蕃童教育所」五年級時，因為父親意外去世，母親改嫁，被送到台南的「蕃童收容所」。
其時任職嘉義警部的日本人大塚久義與妻子土居美水見他長得聰明俊秀，起了惻隱之心，收他為養子，把他接回嘉義市的大塚家。隨後，他的養父把他轉學至嘉義市內一所日本人就讀的「小學校」，也將他的日本名字從「矢多一夫」改為「矢多一生(Yata Kazuo)」，意指他將是鄒族第一位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
青少年時的高一生展現旺盛的學習力。1924年，他進台南師範學校就讀。就學期間，即展露他的音樂天賦與對文史的喜愛。1927年夏天，他協助俄國語言學家聶輔甫斯基（Н.A. Нeвский）在阿里山作為期一個多月的鄒語田野調查，成為他人生中一個很難得的經驗。
193 0年，他自台南師範畢業，回到阿里山，在達邦村擔任教師，兼任巡佐。暇時，他喜彈鋼琴、作曲、寫歌，也教導族人從事各種活動，逐漸形成領袖風格。
1931年，他與相識多年、小他五歲的同族少女湯川春子結婚。婚前，他的養父母接春子小姐到嘉義，教導她一些日本人的生活習俗與女性的禮儀…等等。婚後，湯川春子改名為高春芳，與高一生在達邦村建立當時部落裡與外界最有接觸的一個家庭。
所以，高一生雖非出生頭目之家，卻因他的教育、學識、能力與特質而成為鄒族的領袖。他也因此非常重視教育，不僅鼓勵部落的孩子們升學，也栽培同母異父的弟弟杜孝生唸台南一中和台北帝大醫學部(今台大醫學院的前身)，並且讓自己年長的三個女兒都唸到師範學校。
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指派高一生為吳鳳鄉的鄉長。1950年，國府實施地方自治，高一生順利當選為第一屆民選的吳鳳鄉長。
湯守仁則於1924年出生在鄒族的特富野社，十來歲時被日軍徵至華南服役，擔任戰俘收容所的警衛。因為表現出色，被他的長官送至日本士官學校受訓。結業後，他由見習士官升為少尉。
1945年8月，二戰大戰將結束之際，湯守仁在華北遭俄軍俘虜，被送至西伯利亞的俘虜營。數個月後，俄軍發現他並非日本人，乃將他遣送回台灣。
1946年，22歲的湯守仁自日軍退役，官階自動升一級，以中尉的身分回到阿里山，在學校當體育老師。
其時，一些被日軍徵召至南洋等地服役的鄒族青年紛紛返鄉，湯守仁很自然地成為這些青年的軍事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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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二月，二二八事件爆發。外省籍的台南縣長袁國欽帶著數名官員匆匆上阿里山，向高一生求助，高一生予以庇護。
接著，嘉義發生暴動。當地仕紳組了一個「228處理委員會」，打電話給高一生，請他派些人去幫忙維持治安。這時，湯守仁率了六、七十名鄒族青年，力邀高一生一起下山。
3月7日，他們抵達嘉義市，兵分二路。一路留守嘉義市，幫忙維持治安；另一路前往紅毛埤 (當今蘭潭)，攻佔軍械庫，獲取不少槍械與礟火。然後，他們與嘉義民兵合力圍堵水上機場，作戰三日後，帶著軍火，退返阿里山。
事後，高一生與湯守仁皆被捕。幸好在山地省議員林瑞昌醫師極力作保下，他們得以自首的方式，換取獲釋。
林瑞昌原名樂信‧瓦旦，桃園角板山泰雅族人，長高一生八歲，1921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今台大醫學院前身)，是第一位接受正式醫學教育的原住民醫師。他與高一生私交甚篤，兩人都有山區自治的理想。
二二八事件後，台共勢力迅速擴展，情勢變得十分詭譎。一些對社會主義懷有幻想的知識份子與一些因228事件逃亡者，都成為台共吸受的對象。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欲發展山區，特別成立山地工作委員會，派簡吉、陳顯富積極接觸林瑞昌、高一生、湯守仁等山地領袖們。
其時，湯守仁在部落裡開了一家醬油工廠。廠房的前方釀製醬油、賣醬油，後方則請人在那裏修理兵器，而兵器修理匠則是自台北潛逃至山上的地下共產黨員(註4)。
高一生那時則正致力開發新美與茶山兩個新農場。他自銀行貸款，向政府承租了兩片新墾地，親自帶領族人披荊斬棘地前往開墾、耕種。不幸的是他從前接濟過的台南縣長袁國欽回到中國後，竟投靠中共，使他無端負起「窩藏匪諜」的罪名。
國民政府這時表面對山地菁英們採安撫政策，實際暗中積極部署。保安處任命湯守仁為參謀少校。行政長官連震東與蔣經國的太太蔣方良都先後上山，由高一生接待。高一生亦曾帶領族人到台北，晉謁蔣介石總統，力表忠誠。
然而在1952年9月9日，國府保安處卻以開保安會為由，誘高一生等人下山，在竹崎車站將他們悉數逮捕，隨後押送至台北市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
保安處起初以貪汙罪起訴高一生等人，後來又改為匪諜罪。
根據起訴書，林瑞昌、高一生、湯守仁等人於1949年夏天，與台共簡吉、陳顯富在台北市川端町(今古亭區) 月華園聚會，爾後共組「 高砂族自治會(後改名為蓬萊族解放委員會)」，主張山區高度自治。1950年1月，中共台省工委會書記蔡孝乾曾在阿里山召開會議。
該年4月，蔡孝乾在嘉義竹崎被捕，爾後供出中共在台地下組織脈絡。
1953年6月，國府軍法處宣佈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汪清山、方義仲、高澤照等六人與蔡孝乾的叛亂案有關，判處死刑。同案其他人如武義德、杜孝生、廖麗川…等人，分處無期徒刑、17年、10年…等重刑。
1954年4月17日，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汪清山、方義仲、高澤照等六人被押至安坑刑場，執行槍決。
對國府而言，這些山地菁英皆受日本教育，皆懷山區自治的構想，且擁有軍火槍械，如芒刺在背，如今予以處置，猶如去除心頭之患。
對部落的人來說，多數人為求自保，噤若寒蟬。少數人欲得新權力，自然選擇依附當權者。
所以高一生等人的案件就如一場暴風雨，在雷霆萬鈞的驟雨後，一切嘎然靜止，只有受難者家屬默默地去領屍，以後獨自無言地承擔一切苦難。(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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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直到1989年以前，「鄒族」都被人誤稱為「曹族」。
(註2) 佐保姬係守護女神。
(註3) 1925-1948年在南京的中國政府稱為「國民政府」，1948年憲法頒布後，改稱為「中華民國政府」。然一般台灣百姓仍習慣稱其為「國民政府」。
